FRANCIS WU TRAVEL NOTE

日本佛教史

一、古代的日本及其初期的佛教

（一）日本及其人民

　　日本的地理環境　日本與中國，僅一衣帶水相隔，乃係同文同種的兄弟之邦，故以中國人讀史，頗感親切；日本人讀了中國史，方知其與中國文化有息息相通之誼，唇齒相依而發揚光大。但以日本人寫日本史，不免民族自尊的主觀色彩，而失之於偏頗。日本佛教之成長，賴於中國的輸入者，自隋唐以迄晚清，未嘗間斷。其為本國之開創，實在不多。然於日人所寫的日本佛教史，大多強調自國先賢的成就，而輕淡中國古德所賜的功績。

　　日本在地圖上的位置，北方遙望蘇聯，西邊隔日本海而與朝鮮半島對峙，西南越過東海又與

中國呼應，東方則為太平洋。她是一個島國，自北而南，依次由北海道、本州、四國、九州等四個大島及其附近的許多小島，組成一個蠶形的國家。有人說她像一彎新月，實則更像是蠶。中國地圖像桑葉，蠶則以桑葉為其營養而繁殖滋長。她的面積共為三十八萬二十餘方公里，與中國的四川省相當。

　　日本境內，山嶽聳立，以本州的富士山主峯，為其國家精神的象徵。河流湍急，地殼脆弱而時有地震，所以養成勇敢進取而心胸偏狹的民族性。唯其氣候溫和，草木茂盛，景物宜人，有東方的瑞士之稱。

　　日本的民族　根據學者的考察，當中生代時，日本島嶼本和中國的東部及韓國相毗連，但至新生代的初期，亞洲東北部與美洲的西北部毗連之處，被海水沖斷而成為白令海峽；日本西部與亞洲東部的相接之處，也因地殼變動而陷落，成為日本海。

　　日本列島與大陸斷絕後，在長時間中，恐即成為無人的荒島。據近代考古學家及人類學家研究，日本始有人跡，是在新石器時代的末期，距今約為三千年前。

　　考察日本的民族，亦頗複雜，大致上可分三大系：

　　一、舊蝦夷族：這是白種人，自亞洲西部，經西伯利亞，從庫頁島而至日本。現居日本東北一帶的蝦夷族，即為此族的後裔。

  二、通古斯族：原居亞洲西部，分先後三批移殖日本。第一批約與蝦夷族同時到達。第一、二兩批是零星的少數，第三批是大量的。一、二兩批稱出雲族，第三批稱為天孫族。天孫族藉武力與智力的優越，以大和地方為根基而經略列島，奠定了國家的基礎。此族即是日本民族的主幹，稱為大和民族，稱為原日本人（Proto Japanese）。

  三、其他的少數民族：這是到達較晚的外來移民，其中包括由南方渡海而去的印度支那族（Indo-Chinese）、印度尼西亞族（Indo-Nesians）、尼格利他族（Negrito）、馬來亞族（Malayans），以及由中國本部經朝鮮半島去的漢族。日本史上，被稱為準人、熊襲、國栖、佐伯、八掬脛、肥人、飛鱓人等。就是指的這些民族，日本人喜稱之為「歸化人」。

　　中國去的日本人　由中國的史書中看，有個家喻戶曉的「徐福入海求仙藥」的故事，徐福受秦始皇派遣，率童男女數千人，入海求蓬萊神山及仙藥，竟爾一去不返，不知所終。後來傳說，徐福到了日本，成了日本人的祖先，並且在日本也真有徐福的墓。但經近代學者的推想，徐福去日本的故事，未必實有其人，卻確有其事。他是中國人逃難避亂而向日本移民的象徵。西周之初，東周之末，中國內亂頻仍，人民不堪虐政的壓迫，相率而避難於日本，或經朝鮮半島而至日本。「徐福」為避秦始皇的暴政，所以藉神話傳說以說明史實。因此，根據近代學者研究，日本的出雲族，便是「秦」系的中國民族。

　　中國秦系的移民，對日本文化的貢獻極大。他們多業蠶桑與絹織，聖德太子非常讚美他們開發日本經濟之功，歎為「國家之寶」。他們後來因居邑封地而受姓的，有波多、波田、惟宗、時原、香登、高尾、已智、山材、櫻田、三林、長岡、奈良諸氏。

　　漢人東渡者，據源光圀大的日本史氏族志蕃別漢土條所載：文、淨野、武生、櫻野、古志、栗栖、高道、檜前、桑島、豐岡、下日佐等十一氏為漢高祖之後。又有漢靈帝的苗裔，坂上、文部谷、山口、大藏、池邊、木津、高田、井上、石村、高向等三十七氏。實則，華人之東渡而入籍日本者，歷代以來，已不知凡幾了。

　　日本人的宗教　日本古代，一如其他原始民族，宗教信仰是由自然神的崇拜而至祖神及英雄神的崇拜。他們崇信的自然神，包羅日月星辰、山川草木、禽獸蟲魚、宇宙萬象，均在崇敬之列，號稱八十萬神。其中以農神的崇拜，尤佔優勢。在鄉村之中，春季有豐作之祈願祭，秋季有收穫之感謝祭。

　　同時，對於建立功勛的明君賢相，以及出類拔萃的英雄豪傑，他們也被視之為神。

　　正因為把偉大的人物神格化了，日本各大族為了自我抬高自族的地位和出身，編造出種種祖先的神話傳說，並使各大族之間結合成為一個美麗的開國神話。

　　據日本古代傳說，天地初開，有七神相傳，稱為神世七代。又生八大洲，最後生天照大神、

月讀尊、素盞鳴尊。天照大神乃教民耕作、養蠶、紡織等業。天照大神之孫瓊瓊杵尊。又叫做天孫，天孫的後裔，便是天孫族；由素盞鳴尊自高原天逐降出雲，其後裔便是出雲族。大神賜天孫鏡、劍、玉之三種神寶，天孫即率其兒到日向地方建都立國，這就叫做天孫降臨。

　　日本的第一位神武天皇，是天孫的重孫，故自有天皇之後，又分成兩大氏族，由神武天皇延續下來的後裔，稱為皇別氏族；由天孫直接延續的其他後裔，稱為神別氏族。於是，日本人在宗教神話的基礎上，便分裂為好多階級。天孫族至尊至貴而有與生俱來的優越感。

　　他們的天照大神，乃是女性的日神，所以自稱為日本國，並以紅日作為他們國家的徽誌。

　　　他們，敬畏神威而感謝神恩，古代的社會，是採用「祭政一致」的方式。天皇是政治領袖，也是宗教領袖。皇居即是神宮，天皇被視為神。這種情形，到了武家政治時代，一度中落，明治維新之時，又復抬頭而形成對外擴張的侵略勢力。第二次大戰結束，日本無條件投降，天皇才又回復成了人的身份。但是，日本民族對於天皇的敬信，由來已久，故仍未便廢除。可見其基於宗教信仰的力量，是何等的深遠。

（二）日本佛教史的開始

　　日本的歷史　日本之有信史，是從聖德太子的時代開始。因為在此之前，日本尚無曆法，年

代也無從記錄。到推古天皇十年（隋文帝仁壽二年，西紀六０二），始由百濟僧觀勒傳入曆書，於推古十二年甲子歲元月使用，這是中國劉宋文帝元嘉二十年，由何承天所創的元嘉曆。中國曆以干支記年，六十年為一元，二十一元（一千二百六十年）為一蔀。又按漢代的陰陽五行之說，相信每逢辛酉歲，國家必有大變革。推古天皇九年，即為辛酉，因而上溯一千二百六十年，定為神武天皇即位之年。實則此乃日本人的假定而已。

　　推古天皇時代之前，日本確已有了文化。其文化之開始，即是前面所說，由秦漢的移民，輸入了中國的文化。故到聖德太子的時代，已知運用流行於中國大陸的儒釋思想。

　　佛教的最初傳入，是在繼體天皇時代（西紀五０七─五三一），佛教的公開傳播，則自聖德太子肇始。所以我們介紹日本史，也從此時起步。

　　時代的分期　對日本佛教史的分期法，學者間偶有不同，大致則可分為七期：

　　一、飛鳥時代：自欽明天皇至文武天皇期間（西紀五四０─七０七，因其建都於大和的飛鳥地方，故稱飛鳥時代。

　　二、奈良時代：自元明天皇至光仁天皇，凡七帝約七十年間（西紀七０八─七八一），因建帝都於奈良，稱為奈良時代。

　　三、平安時代：自桓武天皇至後鳥羽天皇，凡四百年間（西紀七八二─一一九七），因於延曆十

三年（七九四），遷都至平安京，故稱平安時代。

　　四、鎌倉時代：平安時代之末，皇朝勢力衰落，武人相爭，戰亂結果，由源賴朝統一全局，掌握實權，任命為征夷大將軍。於後鳥羽天皇建久三年（西紀一一九二），在鎌倉地方創設將軍幕府，開武家政治的端緒。直到後醍醐天皇元弘三年（西紀一三三三），北條高時滅亡為止。其間因以鎌倉為政治中心，故稱鎌倉時代。

　　五、吉野及室町時代：後醍醐天皇，為欲收回政權，由於新田、楠、北畠等諸將之勤王，於元弘三年討滅了當時的「執權」北條高時，結束了鎌倉幕府。但又有足利尊氏，佔領鎌倉，起叛天皇，進入京都，另外擁立光明院。後醍醐天皇即奉神器，南遷至吉野地方，直到後龜山天皇於元中九年（西紀一三九二），同到京都，將神器傳交京都的後小松天皇，乃是日本史上的南北朝時代。南朝都於吉野。北朝的將軍幕府，開於京都之室町，故連稱之謂吉野室町時代。室町時代約經二百年，當其末葉，天下大亂，群雄割據，故又名為戰國時代。戰國之結束，是由於大名織田信長及其部屬豐臣秀吉，相繼平定而告統一，接著便是江戶時代的來臨。

　　六、江戶時代：戰國之終，由於織田信長，次第勘平，再經豐臣秀吉，完成統一之局。但在秀吉死後，德川家康又起而滅掉秀吉之子，遂於後陽成天皇慶長五年（西紀一六００），開幕府於江戶（今之東京），直到明治維新（西紀一八六八），凡二百六十餘年之間，稱為江戶時代。

　　七、明治維新之後：德川幕府第十五代將軍慶喜，於孝明天皇慶應三年（西紀一八六七），將大政奉還朝廷，明治天皇祚位，頒詔王政復古。第二年開始維新運動，是為明治元年。經四十四載，明治歿，大正開始，至西紀一九二六年，大正崩而昭和繼位。明治迄今，不過百年，日本的進步，位居亞洲第一，足資吾人借鏡之處，實在很多。

　　佛教初傳日本的年代　比起中國，日本之有佛教，是很晚了。雖然，中國人之移民日本，周秦時代已經開始，佛教的傳入，最初也由於中國移民的攜帶，但要得著此一攜帶佛教去日本的消息，卻已晚在中國南梁的時代。

　　根據皇圓撰選的扶桑略記一書，引用法華驗記的資料，繼體天皇即位十六年（梁武帝普通三年，西紀五二二）二月，漢人司馬達到日本，結草堂於大和國高市郡坂田原，安置佛像，皈依禮拜。此係移民日本的華人所信，尚未及於日本民間。但是，華人遷至日本，除了由大陸直接飄海而去的，尚有經朝鮮半島而東渡的。朝鮮之有佛教，比日本早了一百五十年。於是，凡從這兩地去的華人或韓人，均可能帶去佛教的信仰。先在他們自己人之間流行。繼而亦無形中為日本民間的若干人士所接受。由民間信仰，再影響到上流社會的思想。這是佛教傳日的一大主流。

　　較前稍晚，根據日本書記所載，欽明天皇十三年（西紀五五二）十月，朝鮮半島的百濟國聖明王，遣臣姬氏達率怒唎斯致契等，奉獻釋迦佛金銅像一尊，以及幡幢、經論。並且述其功德：「

是法於諸法中，最為殊勝，難解難入，周公、孔子，尚不能知。此法能生無量無邊福德果報，乃至成就無上菩提。譬如人懷隨意寶，遂所須用，盡依情；此法妙寶亦復然，祈願依情，無所乏。且夫遠自天竺，爰泊三韓，依教奉持，無不尊敬。由是百濟王臣明，謹遣陪臣怒唎斯致，奉傳帝國，流通畿內，果佛所記，我法東流。」

　　這是佛教傳至日本的又一主流。日本學者習稱前一主流為私傳，後一主流為公傳。也就是民間傳入與政府傳入的分別。

　　百濟王為何將佛教奉獻給日本，因為當時的朝鮮半島，共有三國，百濟孤出半島西南端，東南為新羅，北方為高句麗，而以百濟國小民寡，其南鄰任那，即為日本勢力範圍，故常乞助隔海的日本以求自保。百濟王對日皇稱臣納貢，佛教為當時中國大陸的顯學，百濟王以佛教奉獻日皇的心態，一如利瑪竇將西方科學介紹給中國。

　　崇佛與排佛的爭持　百濟王以盛情，將佛教奉獻日皇之後，倒為日皇惹上了麻煩。因在當時的天皇，雖有至尊的名位，卻未能有實權統治全國。全國分由神別、皇別、諸蕃等三大氏族相互角逐。在天皇左右，尤以神別氏族的物部氏、中臣氏及皇別氏族的蘇我氏，相爭最烈。物部氏為開國以來的門閥，世業將帥，富於保守思想；中臣氏乃神道教之僧侶，擁護舊有神道。蘇我氏係新興勢力，嘗辦理外來移民事務，與華人及韓人接觸，富有進步思想。佛教傳入，日皇大喜，但

仍不能決定如何處置，便交群臣公議，因此，三大氏族，便自然地分成兩派主張。

　　大臣蘇我稻目以為：「西方諸國，一皆禮之，豐秋日本，豈獨背也。」他是讚成禮佛的。

　　大連物部尾輿及大夫中臣鎌子，乃持反對意見：「我國家之王天下者，恒以天地社稷百八十神，春夏秋冬，祭拜為事，方今改拜蕃神，恐致國神之怒。」

　　兩派並峙，各不相上下。欽明天皇便將佛像賜蘇我氏，試行禮拜。蘇我稻目乃捨其向原之家為佛寺，稱向原寺，或以地在飛鳥村之豐浦，而稱豐浦寺。此為日本貴族奉佛之始，亦為其有佛寺之始。適值當時天花流行，物部尾輿及中臣鎌子即以為疫病之起，實敬佛所致，乃燒佛殿，並棄佛像於難波之掘江。可是災疫不息，復將佛像撈起，重建寺宇。

　　經此一來，兩派仇恨愈深，鬪爭愈烈了。

　　蘇我馬子與佛教　繼欽明天皇而登極的是敏達天皇，以稻目之子蘇我馬子為大臣，任尾輿之子物部守屋為大連。他們兩人仍為佛教問題而起糾紛。敏達天皇十三年（西紀五八四）馬子經營佛堂，奉安佛像，並且迎奉僧尼，從播磨國（兵庫縣之一部）迎得來自高句麗的還俗沙門惠便，以及由惠便剃度的司馬達等之女名島，出家法號為善信尼，同時又由善信剃度的禪藏及惠善兩尼。此為日本之有出家眾之始。但此所說的司馬達等，恐係另一人，而非六十二年之前，由南梁去的那位司馬達，因為善信出家時，僅十一歲。但此三尼，均為中國或朝鮮的歸化人，不是日本人。

　　蘇我馬子所供佛像為另由百濟輸入的彌勒像等兩尊，他於自邸之東築佛殿，屈請三尼，大會設齋。司馬達等於齋食之上感得佛舍利。獻與馬子。馬子益信，遂將石川地方的自宅，獻作精舍。敏達天皇十四年二月，建塔於大野丘之北，再度大會設齋，並將前得之佛舍利，藏於塔頂柱頭。

　　然而，此時又有疫病流行，物部守屋及中臣鎌子之子中臣勝海，趁機上奏天皇：「何故不用臣言，疫病流行，國民將絕，恐及天皇陸下，豈非於蘇我與行佛法之所由耶？」天皇因之下詔，斷絕佛法。守屋即行焚燒寺塔，拋棄佛像，並迫馬予引渡善信等三尼，剝奪三尼法衣，禁錮於海石榴之街市，且遭鞭打之刑。至十四年六月，馬子再度奏准，請還三尼，造新精舍，奉事供養。

　　到用明天皇即位，佛法開始興隆，因為天皇之母，即是馬子之妹，用明天皇二年（西紀五八七）臥病之時，召群臣議，欲捨身三寶。物部守屋、中臣勝海以為不可背國神而敬蕃神。蘇我馬子則引豐國法師入禁中，守屋愈為不快，即同到他河內國阿都地方的別墅去，顯示出形勢緊張，非同平常了。

　　用明在位僅兩年即崩，當其將崩，有善信尼之兄（或弟）鞍部多須奈，奉皇命刻佛像建寺而行出家，號為德齋法師。多須奈出家之前的兒子鞍部止利，是個精巧的雕刻匠，被稱為鳥佛師，法隆寺金堂的本尊像以及其他好多佛像，均出於此人之手。

　　用明崩後，為了皇位繼承，兩派終於引起了戰爭，結果蘇我氏勝利。馬子受用明之皇妹炊屋姬之命，討滅了為守屋及其支持而謀奪皇位的穴部惠皇子。當時年僅十四歲的厩戶皇子，也就是後來的聖德太子，亦參與了馬子討伐守屋的戰事，此到下面再說。

　　馬子勝利，擁欽明天皇與蘇我氏女所生的第十二子即位，是為崇峻天皇。然而，蘇我氏得勢之後，雖然信佛，但以外戚而專權，崇峻即位，不過五年，即被馬子所弒，而由敏達天皇之后，即是用明天皇之妹炊屋姬，繼登大寶，稱為推古天皇。

　　推古以前的日本佛教　崇佛與排佛兩派的相抗，相當於中國隋代初期。崇佛派雖屢受挫折，但至敏達天皇時代，佛經佛像、律師禪師、比丘尼、咒禁師、造佛及建寺的工匠等，已相繼由百濟源源輸入日本。及至用明皇朝，物部氏滅亡，崇佛派的蘇我氏獨盛。討滅物部守屋之戰，實在非常吃力，由於馬子及厩戶皇子均係佛教徒，在進軍之際，厩戶皇子頭戴四天王像，並與馬子同作祈禱，願天佛相助，因之士氣大振。戰敗守屋之後，皇子建四天王寺於難波（大阪）的玉造地方，並以守屋之奴的半數及其舊宅，作為寺領產業。馬子也造法興寺於飛鳥地方。到了崇峻天皇元年，百濟遣來僧惠實等六人，以及寺工、爐盤工、畫工等數人。馬子也親向百濟僧問佛法。崇峻天皇亦於五年建造大法興寺。

　　可見，在推古以前的士多年間，佛法已很受到重視，及推古女皇即位，她本人自幼夙信佛教

，被她立為太子，也就是她的姪兒厩戶皇子，又是虔誠的佛子。故自推古開始，日本佛教遂達興隆狀態。

（三）聖德太子與佛教之興隆

　　厩戶皇子　未成為太子之前，厩戶的全名是厩戶豐聰耳皇子，簡稱厩戶皇子，是用明天皇的長子。生於敏達天皇三年（西紀五七四），那正是中國的北周武帝下令滅佛的一年。他的母親是穴穗部間人皇后。當他的姑母推古天皇即位，便立為太子，攝理皇政。

　　厩戶幼時，尊信佛法，聰敏叡智。十四歲時，便奉姑母之命，與蘇我馬子共同討伐排佛派的物部守屋。被立為太子之時。尚不過二十歲，嗣後擬政三十年之間，對於佛法之興隆、國政之創革，均為日本史上的開山鼻祖。日人敬之若聖若神的程度，大致則有類於中國儒家之推崇為成王攝政的周公相似。可惜其壽不永，薨時僅得四十九歲。

　　聖德太子　聖德之名，乃是後人追仰其豐功偉績而給的尊稱。當時的太子也有好多尊稱，例如聖王、法王、法大王、法主，或者單稱為王。又因他的所居而被稱為上宮太子。

　　外戚蘇我馬子，雖然專橫一時，太子妃，也是蘇我氏之女，但到太子攝政，深知氏族社會的弊害，同時他對中國的文物制度，非常欽慕，所以著意經營，仿效改革。但因他與蘇我氏的關係

太深，唯有弘揚佛法，才能達成改革的目的而又不致傷了蘇我氏的和氣。故於推古二年（西紀五九四，隋文帝開皇十四年） 二月，給大臣馬子頒下興隆三寶之詔。到了推古十一年十二月，制定紫、青、赤、黃、白、黑等六種冠位，糾正向來氏族的世襲制度，以臣、連、國造、伴造等的貴賤階級，如今所制的冠位，則屬於因有功勳的個人，而分等級，因此一掃氏族國家時代世襲門閥政治的弊端，開啟登用人材之門，以確立朝廷政治的權威。

　　推古十二年四月，聖德太子又制定了憲法共十七條，以佛教的思想為精神的指導，用儒家的義理為政治的設施，採法家的原則為推行的方法。以期推行佛法，實施仁政，闡明君臣之義，宣示天皇神聖，暗斥當時豪族的跋扈欺君與禍國殃民。現在將其十七條憲法中的佛教思想介紹於下：

　　憲法中的佛教思想　憲法第二條條文：「篤敬三寶。三寶者佛法僧也。則四生之終歸，萬國之極宗。何世何人，非貴是法。人鮮尤惡，能教從之。其不歸三寶，何以直枉。」皈依三寶之功，能夠直曲杜枉；人雖或者向惡，若能教化得法，無不從善如流。教化之法寄於信仰的最高指導，唯有對於三寶的信仰，才是人間最高的指歸；不但是普天下的各國應以此為極高的指導原則，就是胎、卵、濕、化的四類眾生，若捨三寶，即無脫苦之門。大意如此，可見聖德太子對於三寶崇信之深切，可謂無以復加了。

　　憲法第十條的條文：「絕忿棄瞋，不怒人違。人皆有心，心各有執。彼是則我非，我是則彼非。我必非聖，彼必非愚，共是凡夫耳。是非之理，詎能可定。相公賢愚，如鐶无端。是以彼人雖瞋；還恐我失。我獨雖得，從眾同舉。」這一條的內容及形式，都有點像四十二章經的格調，乃是運用佛法以訓勉人民從自家心地上做工夫的。其中的用詞遣句，也都在盡力採用佛典語彙，例如「絕忿棄瞋」、「人皆有心，心各有執」、「共是凡夫」等，均甚明顯。

　　聖德太子之崇信佛教，並以歸敬三寶，實踐佛法而教國民，那是他的最高明處。他知道惟有以佛教信仰的啟發與自覺，人間始能達成真實和平的目的，以之對付氏族之弊，不過是其一端而已。

　　據余又蓀的隋唐五代中日關係史的意見說：「太子提倡佛教，其所收之效果。大約言之，為（一）以佛教之教義而養成和平和睦之精神，導動亂之人心趨於正途。（二）接受佛教之文化以促進日本文化之發達。（三）當時日本停滯於氏族社會階段，每一氏族各信奉其氏神，形成分裂之現象。太子提倡佛教，超越各氏族氏神之上，使人民普遍信奉佛教，由信仰統一以促成國家統一。」

　　佛教中心的飛鳥文化　推古天皇都於奈良縣的飛鳥地方，文化史上稱為飛鳥時代。此一時代的中心人物是聖德太子，此一時代的中心文化是佛教文化。聖德太子雖對於當時中國大陸的各種學問：佛、儒、道、法與經籍史籍，無所不通，但他專注於佛教文化的推展，卻是事實。所以，

當時的日本，是以佛教文化而放出燦爛的飛鳥文化。

　　飛鳥時代的佛教事業非常之多，現舉其重要者介紹如下：

　　一、創建寺院：聖德太子建有在大和地方的法隆學問寺、中宮尼寺、橘尼寺、池後尼寺、葛城尼寺，以及攝津的四天王寺、山城的蜂岳寺（亦名廣隆寺），此七寺最有名。尚有蘇我馬子所建的法興寺等好幾個寺。到推古晚年時，計有寺院四十六所，僧侶二千三百八十五人。在這些寺院之中。以今之大阪的四天王寺及奈良縣的法隆學問寺最有名。四天王寺的興建緣起已如前述。法隆寺的用意在於興隆佛法。為建此寺，除了日本工匠之外，特向百濟招來寺工、瓦工、雕刻工、畫師等，大陸佛教藝術的輸入，一時達於鼎盛。其中以法隆寺的建築，日人稱為現存世界的最古木造建築物。原物係推古天皇十五年所建，但可能會被火燒一次而於元明天皇和銅年間（西紀七０八──七一四）重建，縱然如此，距今也有一千兩百五十多年的歷史了。

　　二、講經製疏：聖德太子深達佛理，故於推古十四年秋，受天皇之請而講勝鬘夫人經三日。其次又於岡本宮講讚法華經，頗得天皇嘉許，而將播磨國之水田百町施太子，太子轉施法隆寺。太子說法時，於俗服之上加著袈裟，宛如沙門，而以優婆塞之身份自居。唯僅以三日的時間，講完勝鬘經，其簡略可知。太子選擇勝鬘經，是因此經是敘述一位皈依釋尊的女性菩薩勝鬘夫人；推古天皇為女性，日本開國神話中的天照大神，也是女性的太陽神，此可謂觀機逗教之舉。至於

法華經，乃為中國佛教家譽為經中之王的一部重要經典，會三歸一，暢佛陀的本懷，示佛教的極致。中國的天台智者大師，也正好活動在這個時代，此真所謂：「東海有聖人出也，此心同此理同；西海有聖人出也，此心同此理同。」

　　聖德太子不但講經，並且為經製疏。他作有法華義疏四卷、勝鬘疏一卷、維摩義疏二卷，合稱謂「上宮御製疏」。此為日本最早的佛教著述，就中的太子親筆草本法華義疏四卷，現仍存於日本的皇宮，視為傳國之寶。

　　三、對外交通：推古之世，太子的政治建設是在休養生息的原則下完成的，對內對外，皆不主張用兵。尤其對外政策，願以不亢不卑的對等地位，與中國接觸，並盡量吸收中國的文化，以助長日本的進步。從中日交通史上看，推古之世，遣使入隋，先後計有四次。初次是隋文帝開皇二十年，即推古八年，第二次為隋煬帝大業三年，即推古十五年，第三次為大業四年，第四次為大業十年。第一次在日史無記載，而見於中國的隋書倭國傳。自第二次起，日本派遣了大批通曉中國文化的學者來中國留學，例如隋書倭國傳中說：「大業三年，其王多利思北孤（天皇的日本讀音）遣使朝貢，使者曰：『聞西海菩薩天子，重興佛法，故遣使朝拜，兼沙門數十人來學佛法。』」這就是使臣小野妹子及其所帶的一批人員。其中有名的有八人：倭灌直福音、奈羅譯語惠明、高向漢人玄理、新漢人大國、學問僧新漢人日文、南淵漢人請安、志賀漢人惠隱、新漢人廣齊。這

些人的頭上兩字如奈羅、高向、南淵、志賀，都是地名，漢人是指研究漢學的人，下面兩字才是名字。他們到了中國，留學時間極長，都在十五年至三十二年之間。直至唐有天下，他們才回日本。將其所學，建設日本。比如學問僧日文，文化革新時被任國博士，且舉為僧官的十師之一。

　　當然，除了遣使入隋之外，對於朝鮮半島的往還，更加密切，故有惠慈、惠聰、惠觀、觀勒、曇徵等沙門，先後自半島赴日，傳播佛法。因此，又藉這些朝鮮半島的沙門為媒介，將盛行於中國南北各地的佛教及其他文化如天文、地理、方術、曆書，介紹到了日本。試看聖德太子在未遣使入唐之時，所講所疏的三部佛經、勝鬘經，是劉宋文帝元嘉十二年（西紀四三五）自印度到江南揚都的求那跋陀羅，譯於丹陽；法華及維摩二經，是姚秦弘始三年（西紀四０一）到長安的鳩摩羅什所譯。勝鬘出於南方，法華、維摩出於北方。以此可見，到了飛鳥時代，盛行於中國南北朝時代的佛典，日本都已由朝鮮半島輸入了日本。不過，尚有一個事實，我們切不要忽略了，那就是直接由中國大陸移民而去的中國人，也是主要的文化使臣。

　　僧官及僧尼令　由於政府提倡佛教的信仰，寺院及僧尼數目日增。推古天皇三十二年（西紀六二四），已有寺院四十六座，僧八百十六人，尼五百六十九人。天武天皇九年（西紀六八一）之敕中，有「京內二十四寺」之語，以此可以推知飛鳥京都的佛教盛況。持統天皇四年（西紀六九０），於七大寺作夏安居的僧數，竟達三千三百六十三人。

　　僧尼人數激增的結果，必有流弊發生，是以在推古三十二年，開始設立僧官制度。僧官分為僧正、僧都、法頭的三等。迄大化革新之際（六四五──六四九），又選十師任命為僧官。於天武天皇二年（西紀六七四），成立三綱之施設，即以僧正、僧都、律師，稱為僧綱。養老六年（西紀七二二）以後，置僧綱所於藥師寺。各寺亦設三綱，即為寺主、上座、都維那。僧尼本有戒律制裁，但到養老年間。朝廷所頒的養老律令之中，即有專門為僧尼而制的二十七條，稱為僧尼令，將僧尼納入政府法令的管束之下。它的隸屬系統，由上至下是：治部省──玄蕃寮──僧綱──三綱──僧尼。

　　初期佛教的思想　我們在未結束本章之前，應瞭解一下初期的日本佛教，其思想狀態究竟如何？

　　此所謂初期，是指奈良時代以前的飛鳥時代。

　　由於日本早期已有他們自己的風俗習慣及神祇的信仰，所以，佛教雖為日本接受，卻已和印度及中國所行者略有不同，此即日本化的佛教或佛教化的日本之特色，此與以後的發展頗有關係。

　　聖德太子深信佛法，但他卻於推古十五年，頒發祭祀神祇之詔，信佛崇佛，仍不廢日本古來的諸神崇拜。太子親率群臣，祭祀諸神。以作國民的示範。此在日本學者，以為是獨立性的文化

自主的表現，實則是為適應當時民間的要求而行的權巧方便。

　　由於祀神的舊習俗，初期的日本佛教，特重助德之祈禱，史家稱之為祈禱佛教。

　　物部氏滅亡之後，蘇我氏在政治上的勢力很大，待蘇我氏滅後，由孝德天皇即位（西紀六四五），繼聖德太子的餘緒而革新政治，稱為大化（年號）革新。在佛教方面，自推古十四年以來，規定各寺於每年四月八日及七月十五日設齋會，即是浴佛會及盂蘭盆會，這種儀禮的形式，頗合日人的口味。

　　當時盛行的佛經有金光明經、法華經、仁王般若經、金剛般若經、藥師經、觀音經等，他們不求明白經義，只期藉咒願力而延長壽命、消災、癒病、祈雨、護國，他們仍以求神的心情奉佛，祈得現實生活的平安與如意。

　　其對淨土之信仰，也有可述者，古代日本對於墓窟的建築，非常講究。由古墓的發掘，見其凡為人間的生活所需之衣食器物，墓中一應俱全，尚有家畜家禽及僕從奴婢的土製偶像。此係認為墓窟即是死人的國度。但至大化革新之際。鼓勵薄葬，代之而起的是沙門道昭隨佛教的輸入，而帶去的火葬法。此時佛教的淨土思想，已為日本人所接受，取代了墓窟思想。在日本人看淨土，乃墓窟世界的昇華。接著，為求冥福，乃改原先的建墓思想而為熱烈地建築佛教的寺院。他們的建寺心理，有同中國人的修建宗祠。例如推古天皇二年，諸臣連（官階）等，各為酬報君親之恩

而建佛舍，又如葛城氏的葛城寺、秦氏的廣隆寺、藤原氏的山階寺（即興福寺）、紀氏的紀寺，都可說明這一傾向。故而直到近世，日本之信佛與奉神，並行而不衝突，寺院及神社，也互通生氣。日本佛教史上之有僧兵、一揆（匪類）之戰禍殺伐，皆為其他佛教地區之所絕無。原因在於日本初期的佛教思想之中，即混有日本神道教的成分了。

　　由於信仰佛教而著重現實生活的祈禱，故至文武天皇時代（西紀六九七──七０七），有一位叫做役君小角的人出現，這是一個道教化的佛教人物，他能役使鬼神，為之採薪汲水，若不用命，即以咒術縛之。他誦的有密教所博的孔雀明王經神咒，他雖與道教關係密切，後世稱之為「修驗道」或山岳宗教的鼻祖，將之列為日本密教的一個旁支。

二、奈良時代

（一）古京六宗

　　何謂古京六宗　所謂古京，乃後世史家為便利，以古京平城京與新京平安京，兩相對稱而立。奈良時代定都於平城京，後人稱為古京。奈良時代的佛教，主要宗派的建立，共有六家，所以稱為古京六宗。

　　所謂六宗，即是：三論宗、成實宗、法相宗、俱舍宗、律宗、華嚴宗。其實，成實及俱舍兩個小乘宗，是附屬於三論及法相兩個大乘宗而輸入，後來也無何發展，故被稱為「寓宗」。以此六宗而對後起於新京的天台及真言兩宗，顯出全部日本佛教的源頭，除了禪宗之外，取自中國佛教的財富，均盡於此了。

　　現將日人橋川正所著概說日本佛教史第四章，所列古京六宗的一表，抄下參考：

俱舍宗──有宗──┐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├─寓　宗──┐
成實宗──空宗──┘　　　　　　├─小　乘──┐
律　宗────────獨立宗──┘　　　　　　│
法相宗──有宗──┐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├顯　教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├─　三乘教　─┐　　　　　│
三論宗──空宗──┘　（權大乘）　├─大　乘─┘
華嚴宗──緣起論宗──　一乘教　─┘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實大乘）

　　此表所標大小權實的立論，是根據凝然大德八宗綱要的觀點。凝然是華嚴宗的人，所以這是賢首教的判教法。

　　一、三論宗：日本的三論宗，最初是由高句麗沙門惠觀，於推古天皇三十三年傳入。此人曾

來中國，親近嘉祥寺的吉藏大師，學習三論宗。後奉高句麗王之命，派到日本，住元興寺盛弘三論。於大化二年（西紀六四六），奉敕在宮中講三論。並創建井上寺於後河內。門下俊才頗多，著名者有福亮、慧輪、慧師、智藏、僧旻等人。實則於推古十年去日本的百濟沙門觀勒，也是三論法匠，但他未事弘通，所以日本以惠觀為三論宗初祖。

　　惠觀門下的福亮，祖籍中國江南，是歸化了日本的出家人。他學三論，兼通法相，又到中國研究三論奧義。返日之後，住元興寺，任僧正。大化元年被選為僧官的十師之一。

　　此後，智藏與道慈，也入唐學三論。智藏本是福亮的俗家兒子，於天智天皇時代（西紀六六二──六七一）入唐，依吉藏大師學。持統天皇之世（西紀六八七──六九六）返日，住法隆寺，宣講三論，為三論宗的第二傳。

　　道慈是智藏的弟子，於大寶元年（西紀七０一，則天武后大足元年）入唐，通學六宗，但以三論的根柢而師事吉藏之法孫元康。養老二年（西紀七一八，唐玄宗開元六年）返日住大安寺，為三論宗第三傳。此人風格清高，長屋王（高市皇子的長子）招赴詩宴，他固辭不往，並謂：「僧既方外之身，何煩入宮赴宴。」他頗不滿當時僧風，著有愚志一卷，惜已不傳。

　　智藏門下尚有智光及禮光二人，頗崇西方淨土，同住元興寺。智光的著述很多，除了現存的淨名玄論略述四卷及般若心經述義一卷之外，尚有已失傳的大般若經疏二十卷、法華文述記五卷

、淨土論釋五卷、盂蘭盆經疏、中觀疏記等。所以這是一位奈良時代有數的三論學者。

　　道慈之後，尚有善議、安澄、勒操等次第相傳。智光之後，則有靈叡及藥寶、願曉等，燈燈互傳。前者稱為大安寺流，後者稱為元興寺流。

　　從大體上說，奈良時代以前，是以三論宗為佛教義學的主流。進入奈良時代，則為法相宗的全盛時期。至奈良末葉，三論宗已非常衰微了。

　　二、法相宗：法相宗的傳日，是由入唐留學於玄奘門下的道昭之功。當時玄奘自印度及西域諸國遊歷歸來，德望重於一時，門第三千，七十賢士，上足四人。玄奘所傳唯識法相，乃當時最新的佛教思想。道昭於孝德天皇白雉四年（西紀六五三年，唐高宗永徽四年）入唐之際，正逢其盛。但是，道昭非僅一介義學沙門而已，他約於齊明天皇七年（西紀六六一）歸日之後，建禪院於元興寺之東南而住，收藏了許多經論。同時盡力於社會公益專業，周遊全境，於路傍穿井，於河口設船及造橋。文武天皇四年（西紀六七六）三月，世壽七十二歲示寂，是為法相宗初傳。

　　法相宗的二傳是智通及智達，於齊明天皇四年（西紀六五八）奉敕入唐，與道昭同學於玄奘門下，又學於窺基座下。智通返日後，於大和國創觀音寺，盛弘法相。

　　智通入唐後的四十五年，又有智鳳、智鸞、智雄，於大寶三年（西紀七０四）奉敕入唐，師事中國相宗的三祖樸楊智周，合此三人為法相宗的第三傳。

　　智鳳門下出有一位智德兼備的大弟子義淵，他創有龍蓋、龍門、龍福、龍泉、龍象等五寺。大寶三年任僧正，被尊為一代耆宿。聖武天皇因尊其學德，乃賜姓岡連，而改其原有俗姓的市往氏，並以其兄弟承傳此姓。

　　義淵門下龍象爭榮，其中以玄昉、行基、良敏、宣教、行達、隆尊、良辨等最為有名。世稱為淵門七上足。若以三論宗的道慈列入，則為八上足，因為道慈亦嘗學法相於義淵座下。

　　玄昉於養老元年（西紀七一七，唐玄宗開元五年）入唐，也是學法相於智周之門。唐玄宗深愛其才，准三品位，賜紫袈裟。於天平七年（西紀七三五）歸日，攜回經論五千餘卷，藏於興福寺。是為法相宗的第四傳。

　　以上相宗共分四次傳日，一二兩次，稱為南寺傳，即是元興寺傳，亦稱為飛鳥傳；三四兩次，稱為北寺傳，即是興福寺傳，又稱為卸笠傳。考察其源頭。南寺傳是受學於玄奘，北寺傳則汲流自智周，故其思想有所出入。但在南北兩寺之間，另有一派的相宗傳承，即是藥師寺、東大寺、西大寺。

　　奈良時代的相宗著名學者有很多。行基門下出有法海、行信、勝虞。勝虞門下出有源仁、慈寶、泰演、守印、護命等人。玄昉門下出有慈訓、善珠、行賀、常騰等人。除此兩人之門，義淵之下的另外高弟所傳者，亦出有神叡、玄賓、賢憬、修圓、德一等人。可見奈良時代的相宗學者

，幾已為北寺派所包辦了。

　　尚有可述者，以上各人之中，以護命及善珠二人的著作最多。神叡則與三論宗的道慈，並稱為教界的二大人物。護命及德一兩人，又是與天台宗最澄論戰的兩大論敵。總之，法相宗在奈良時代，人才輩出，形成了當時佛教思想的最大主流。

　　三、四、成實宗及俱舍宗：成實宗是依成實論而得名，它在日本未嘗獨立成派，而是附屬於三論宗下的。天武天皇時代（西紀六七三——六八五），百濟沙門道藏，造有成實論疏十六卷。凝然之時（西紀一二三九——一三二一），尚見到此書，但在日本史上，專門學成實的人，實在太少了。往往是由三論學者附帶研究的。

　　俱舍宗何時輸日，不得確知，大概是隨同著法相宗的道昭返日而附帶去的了。但是俱舍要比成實的情況較好，例如護命及明詮，都是俱舍學者，尤其護命，他承新羅的智平之說，主張「有為法體不生滅」之義，而與其他各人所主張的「有為法體生滅」之說相異。俱舍雖為法相的寓宗，但它卻被視為佛教的基礎學問，故學習的人亦較多。古來以東大寺為俱舍宗的根本道場。

　　五、華嚴宗：華嚴宗初傳日本，是在聖武天皇天平八年（西紀七三六，唐玄宗開元二十四年），由唐僧道璿首先帶去了華嚴章疏，但他並未弘揚。當時有良辨，曾受道璿之教，至天平十二年十月，良辨始請了一位來自新羅的審祥法師，開講晉譯的六十華嚴。他曾入唐親從法藏大師受學，故係

根據法藏所著的探玄記，連續講了三年，並集京師大德十六人為其聽眾。因此，日本即以審祥為華嚴初祖，良辨為二祖。

　　良辨門下出有實忠、安寬、鏡忍等，而以實忠為三祖，等定為四祖。聖武天皇天平二十一年，敕諸寺講說經論之際，因以華嚴經為本，並敕東大寺為華嚴本寺而稱為華嚴寺。聖武天皇極重華嚴，乃以華嚴思想而實現其政教一致的理想。故而華嚴宗在當時，已佔有帝王宗教之地位。

　　六、律宗：一般均以唐僧鑑真赴日，為日本律宗之始，實則前述之善信尼，嘗赴百濟受戒；推古天皇之世，亦有百濟律師抵日。天武天皇時代，更有沙門道光，奉敕入唐學習律藏，返日後奉敕作有「四分律抄撰錄文」一卷。天平八年，道璿至日，亦攜有律宗章疏，並在其駐錫的大安寺，講「行事鈔」，這是戒律思想的顯著流布。道璿門下的善俊，也是明律之名匠。不過，到此為止，雖有戒律之講學，卻尚未能設置戒壇，未能如法如律以三師七證正式受戒。結界、登壇、受具的傳戒大法，則有待於鑑真律師的努力。

　　鑑真律師　鑑真律師是揚州江陽縣人，十四歲時隨父入大雲寺，見佛像，受感動而求父親許他出家。唐中宗神龍元年，依道岸律師受菩薩戒，景龍元年至長安。次年，受具足戒於西京的實際寺。嗣後即巡遊南京，究學三藏。回到揚州，開始弘律，聲動江淮之間。唐玄宗開元二十一年，道岸的傳人義威律師入寂後，他即以四十六歲的盛年，被許為天下授戒大師。據其弟子思託的

「唐大和尚東征傳」載，當時的鑑真，已前後講大律及疏四十遍，律抄七十遍，輕重儀十遍，羯磨疏十遍。而在講律傳戒期間，興建寺院僧舍，供僧十萬眾，造像不知其數。

　　到了五十五歲那年，發起赴日之願。係由於當時隨使來華的兩位日僧榮叡及普遍，懇請他「東遊興化」。他問眾中何人願去？眾人默然。唯有他的高弟子祥彥，竟持反對意見，認為大海難渡，去者「百無一至，性命難存。」於是，鑑真拍案而稱：「是為法事。何惜生命，諸人不去，唯我即去。」祥彥聽了也說：「大和尚若去，彥亦隨去。」因此，紛紛表示相同意願者，共二十一人。

　　可是，要去日本，真不容易，先後六次，歷十一年，五次失敗，第六次才如願以償。前五次不是被官方發覺，阻留不放，便是在海中遇風，船破折回。其中最艱難的是天寶七年的第五次，乘船漂至海南島的南端，他再由廣西、廣東一路傳戒向北。可是，由於旅途勞頓以及水土不服，為他而滯留中國多年的日僧榮叡，病死在梧州；常隨弟子祥彥，也病死在吉州的船上；他自己在韶州，因瘴患眼，而被一個外國庸醫，誤治成雙目失明。在他整個赴日的行程之中，總計有三十六個比丘先後死亡，道俗二百多人中途退出，唯有另一日僧普遍及鑑真的弟子思託，自始至終，追隨著他而同到日本。

　　唐文宗天寶十二年，第六次出發，仍係隨著日本遣唐使返航日本而偷渡出境，經過三十四天

海程，終於十二月二十日到達日本的鹿兒島南端。這次隨同鑑真赴日的，尚有他的親信弟子二十三人，中有智首等三位女尼及三位胡僧。他也帶去了大批的法物，其中有佛肉舍利三千粒，佛像一批，金字華嚴經八十卷，大佛名經十六卷，金字大品經一部，大集經一部，南本涅槃經四十卷，四分律六十卷，法勵的四分疏五本各十卷，光統的四分疏百廿紙，鏡中記二本，智首的菩薩戒五卷，靈溪釋子的菩薩戒疏二卷，定賓的飾宗義記九卷及補飾宗記一卷，戒疏二本各一卷，觀音寺高律師的義記二本十卷，南山的含註戒本一卷及疏，行事鈔五本，羯磨疏等二本，懷素的戒本疏四卷，大覺的批記十四卷，音訓二本，比丘尼傳二本四卷，玄奘的真本西域記一本十二卷，南山的關中創開戒壇圖經一卷，次第禪門十一卷，天台的止觀、玄義、文句各十卷，四教儀十二卷，行法華懺法一卷，小止觀一卷，六妙門一卷，明了論一卷，以及王右軍的真蹟行書一帖，王獻之的真蹟行書三帖等。

　　開壇傳戒　鑑真律師到日本時，已六十六歲了，但他在日本所受的殊榮，也是空前的。可以說他是受到了日本朝野舉國的歡迎和崇仰。他在至日後的第二年二月一日到了難波（今之大阪）港，唐僧崇道等先已在恭迎。第三天，大納言正二位藤原朝臣仲麻呂，遣使奉迎，親來拜謁的日本高僧有三十多位。二月四日入京都，聖武天皇派正四位上安宿王，親到羅城門外慰迎，安置於東大寺。二月五日，日本宰相、右大臣、大納言以下高官百餘人，親來禮拜問訊。並由天皇派遣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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